那一夜《李陵碑》的悲聲,仿佛耗盡了戲班最后一絲僥幸的元氣。譚鑫培在臺上借古喻今、直抒胸臆的舉動,雖贏得了民心,卻也徹底觸怒了官方和伺機而動的倪老大。短暫的僵持過后,更系統、更陰狠的打壓如冰雹般砸下。
首先來的,是“合法”的禁令。上海道衙門的書吏親自來到丹桂茶園,不是查封,卻勝似查封。一紙措辭冠冕堂皇的公文貼在了戲園門口:“查有戲班譚家班,所演劇目不合時宜,有煽惑人心之嫌。為正風氣、靖地方,著即停演整頓,俟官府查驗無誤后,方可復業。”
“不合時宜”、“煽惑人心”,這頂大帽子扣下來,無人敢違抗。戲班的生計,被這輕飄飄的一紙公文瞬間掐斷。
這僅僅是開始。很快,更具體的刁難接踵而至:
1.場地封鎖:不僅是丹桂茶園,上海華界稍具規模的戲園、茶館,都收到了或明或暗的警告,不得再接納譚家班演出。他們的活動空間被極度壓縮,最終只能退回到鄭家木橋一帶最簡陋、最混亂的露天場子,與流鶯、賭攤為伍,收入銳減,朝不保夕。
2.劇目審查:即便在露天場子,也會有衙役或包探突然出現,拿著一個所謂的“違禁劇目單”,吹毛求疵。唱《岳母刺字》?有“影射朝政”之嫌!唱《擊鼓罵曹》?更是“煽動犯上”!逼得戲班只能反復唱些《麻姑獻壽》、《天官賜福》等毫無內容的吉祥戲,觀眾日漸流失。
3.經濟扼殺:倪老大趁機落井下石。他指使手下的流氓,對敢來看戲的底層百姓進行恐嚇、敲詐,甚至毆打。又勾結稅吏,以“偷漏捐稅”為名,對戲班課以重罰,將班底最后一點積蓄榨干。
這個冬天,顯得格外寒冷。住處四處漏風,米缸時常見底。班子里開始有人病倒,不是大病,卻是最磨人的風寒和饑餓引起的浮腫。昔日里精神抖擻的武生,如今也難免面露菜色。絕望的氣氛,比三年前初到上海時更加濃重。
最大的壓力,來自內部。當初受新思想鼓舞最甚的幾個年輕人,如小順子,在嚴酷的現實面前,信念開始動搖,甚至產生了怨言:“早知如此,當初還不如……還不如接了倪老大的銀子,至少能吃飽穿暖……”這種情緒在默默蔓延,戲班面臨著從內部分裂的危險。
譚鑫培仿佛一夜間老了許多歲,鬢角增添了更多白發。但他脊梁依舊挺直。他變賣了僅剩的幾件像樣的行頭,換回米糧,先緊著病號和孩子們吃。他不再多言,只是每日清晨,依舊雷打不動地帶著石娃等幾個堅持下來的弟子,在冰冷的院子里練功、吊嗓。那蒼涼而堅韌的唱腔,穿透寒霧,成了這個瀕臨崩潰的集體最后的精神支柱。
一日,大雪紛飛,露天場子無法演出,全班人蜷縮在冰冷的屋子里。沉默許久的啞巴程,忽然用沙啞的嗓子開了口,講起了他年輕時的往事,不是在青浦打洋槍隊,而是更早的:“……咸豐初年,長毛(太平軍)鬧得最兇的時候,咱們戲班在安徽,也被官兵當成長毛探子,圍在山里一個月,吃樹皮,啃草根……活下來,靠的就是這口氣不能散。這口氣散了,人就真沒了。”
這番話,從一個最沉默的人口里說出,格外有分量。它提醒著大家,這個戲班,經歷的磨難不止一次。
石娃看著師父在油燈下修補破舊戲服的側影,看著窗外漫天大雪,心中譚嗣同就義時的悲壯形象與眼前師父沉默的堅守重疊在一起。他忽然深刻地意識到,變法維新或許失敗了,譚爺流血犧牲了,但那種精神并未死去。它轉化了一種更持久、更堅韌的形式——在絕境中活下去,并且有尊嚴地活下去,本身就是一種反抗。
他拿起筆,在一張破紙上,模仿著報紙上論說文的口氣,笨拙地寫下:“戲可禁,口不可緘;臺可拆,魂不可奪。”他將這紙條悄悄塞進師父的手中。
譚鑫培看著紙條,久久不語,然后伸出寬大粗糙的手,重重地按在石娃的肩上。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官府的持續打壓,未能讓戲班跪下,反而在極度的困苦中,淬煉出了一種更為內斂、也更為堅定的力量。他們在等待,等待冰雪消融,等待一個或許渺茫、卻必須相信的轉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