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時代1979！ 第二十章 后天登報！

一大早，招待所已經“活”了起來。

“去晚報？”

斜對床的跑供銷大叔正用牙咬開牙膏皮，說道：“那地兒在淮河路老郵局樓上，樓梯陡得能崴腳。昨兒聽馬記者說，他表哥陳編輯今天輪休。”

許成軍昨兒也聽馬勝利說了。

還說等明天帶著許成軍去找他表哥。

但是許成軍也沒有麻煩人的習慣，稿子能不能錄用，終究是憑質量說話。

許成軍把剩下的半塊玉米餅揣進兜，笑了笑：“稿子先留下，總能見著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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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的晨光剛漫過長江路的騎樓，自行車鈴已經叮鈴鈴響成一片。

許成軍推著那輛借來的“永久”牌，車筐里的帆布包隨著顛簸輕晃。

里面除了稿子，還有昨晚給家里寫的家書。

信封上“東風縣第一中學”的地址被他描了三遍，生怕郵遞員認錯。

這些天，林曉梅的自行車這幾天幫了他大忙。

等離開合肥的時候，得惦記請他哥倆吃個飯。

路過明教寺時，炒貨攤的焦糖香漫過來。

那精瘦的攤主正把新炒的瓜子往紙包里裝。

《合肥晚報》的編輯部在郵局三樓，木樓梯被踩得發亮，每級臺階都陷著深淺不一的凹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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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的《合肥晚報》尚處于復刊過渡期，其前身《合肥日報》于1961年更名為《合肥晚報》。

此時的《合肥報》仍為4開小報，隸屬HF市wxc部，定編不足百人，但已開始突破那一時期的宣傳桎梏，嘗試刊發貼近民生的報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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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成軍過了門衛崗，剛爬上二樓，就聽見三樓傳來打字機“噠噠”的聲響，混著有人念稿的聲音。

他在掛著“副刊編輯部”木牌的門前停住腳。

指節剛要叩門，門先開了。

一個帶著“安大”校徽的年輕人差點撞上來，手里的稿紙撒了一地。

“對不起對不起！”

年輕人慌忙去撿，看見許成軍手里的帆布包，眼睛突然亮了，“鳳陽……您是……鳳陽來的許成軍同志？”

許成軍點頭時，對方已經把稿紙往桌上一摞，伸手握住他的手：“我叫李宏偉，陳編輯的同事！馬勝利昨天特地上來說了，您寫的《時間》都傳遍編輯部了！”

他嗓門亮得像安了擴音器，隔壁辦公室的人都探出頭來。

一個戴老花鏡的老太太扶著眼鏡框打量他：“就是寫‘時間是樹，年輪是信’的小許？我家老頭子今早還在念叨那句‘碎瓷拼窗’呢！”

靠窗打字的姑娘轉過身，辮梢的蝴蝶結晃了晃：“許同志，您那首詩林編輯在文聯都念過了，您這《時間》還沒登報，但是名頭已經響徹我們《合肥晚報》啦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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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成軍被這陣仗鬧得耳根發燙，剛要掏稿子，李宏偉已經把他往屋里拽。

“快坐快坐！陳哥今天輪休，不過您的稿子我能遞！”

他指著墻上的投稿須知，“就是，新人投稿得經三人審核，您可能得等些日子。”

辦公室里頓時熱鬧起來。

老太太端來搪瓷缸的茶水，茶葉在水里舒展成嫩綠色；

打字姑娘從抽屜里摸出水果糖，玻璃糖紙在晨光里閃著彩；

連隔壁攝影組的師傅都扛著相機進來，說要給“寫出《時間》的知青”拍張照。

“別忙別忙。”

許成軍趕緊掏出稿紙。

“我是來投篇短文，叫《秤星照春風》，寫的是……”

“不用介紹！”

“我來讀一讀!我是安大播音社的！”

小伙子熱情的令許成軍難以招架。

沒待他反應。

李宏偉已經捧著稿子讀起來，聲音抑揚頓挫，“‘那秤桿是棗木的，用了二十年，紅得像浸過血……’”

他讀到“買二兩送半兩”時突然拍大腿，“這不就是年廣九嘛！昨天市里剛開了個體戶表彰會，正缺這樣的稿子！”

老太太也湊過去：“這細節寫得真！我家老頭子以前在供銷社稱鹽，跟你寫的一模一樣。”

正說著，辦公室門被推開，一個穿中山裝的中年人走進來，胸前別著的鋼筆在陽光下閃了閃。

李宏偉趕緊站起來：“張副編，您來得正好！這就是許成軍同志，《時間》的作者！”

許成軍也跟著站了起來。

張副編扶了扶眼鏡，目光掃過許成軍，最后落在許成軍遞過來的稿紙上。

他沒說話，手指在紙頁上慢慢滑動，從“1965年許老師教認秤”看到“工商所的人撕牌子”，又倒回去看“漿糊里摻著南瓜瓤”，嘴角漸漸翹起來。

“小許是吧？”

他把稿子往桌上一放，聲音帶著點沙啞的興奮，“這稿子我看行！我們用了！”

許成軍愣了愣：“不用……改改？”

《谷倉》改了五遍才定版。

張副編笑了，指腹點在“買二兩送半兩”那段：“改什么？這‘送半兩’送得妙！既寫了個體戶的靈活，又沒踩‘投機倒把’的線。你看這里，”

他指著“老周連夜糊新牌子”，“用‘南瓜瓤’粘，既土氣又鮮活，比喊‘改革開放好’實在多了！”

他轉身從文件柜里抽出份《內部通訊》，指著頭條：“瞧見沒？省委剛發文，說要‘鼓勵個體經營，保護合法收益’。你這稿子，跟政策風向能對上榫！”

李宏偉在旁邊搭話：“張副編，要不放明天的副刊？昨天還空著個版面呢！”

“明天太早，排版來不及。”

張副編沉吟片刻，“后天！加個編者按，就寫‘從秤星看春風’。小許，你這稿子有生活、有分寸，得讓讀者瞧瞧，改革不是喊口號，是秤桿上那點實在的甜。”

許成軍還沒回過神，張副編已經從抽屜里拿出登記簿：“留個通訊地址，三日內給你寄樣報和稿費。”

他頓了頓，補充道，“別離開合肥，一個是為了給你寄東西，另一個是說不定要請你去編輯部聊聊，給其他作者講講怎么抓‘活魚’。”

李宏偉趕緊遞過紙筆。

許成軍寫下“工農兵招待所302房”時，聽見張副編在跟老太太說：“下午把這稿子送審，就說是我說的，特事特辦！”

走出編輯部時，陽光已經熱得燙人。

李宏偉追出來，塞給他兩張電影票：“最近，影院放《小花》，這是后天晚上的票，陳哥剛打電話讓我給您的，說算賠罪沒親自接待。”

許成軍忙推辭不要，卻推不過小伙子的一片真心。

1979年，劉小慶、唐國檣主演的《小花》作為嗶嗶時期后首部突破傳統革命敘事的“情感向”電影，其電影票的價值遠超出票面價格，成為這一時期的文化符號。

堪稱一票難求！

這一年，國內電影票價格普遍在0.15-0.3元之間。

《小花》作為年度爆款，票價與普通影片持平，但實際“流通價值”遠超票面。

一張電影票相當于普通人1-2天的基本生活費，屬于這年頭的“輕奢消費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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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下炒貨攤的攤主還在吆喝。

騎上自行車往回走時，車鈴叮鈴鈴響得格外歡。

從報館出來，日頭已過晌午，肚子餓得直叫。

許成軍摸了摸褲兜，里面有三張五角紙幣和四兩糧票。

夠吃頓像樣的午飯。

安慶路拐角的“國營江淮小吃部”前排著隊，藍布幌子上“大眾食堂”四個字被風吹得獵獵響。

排隊的人手里都攥著糧票，有人在議論：“我家那口子昨天去擺了個修鞋攤，說是街道允許的，不用偷偷摸摸了。”

輪到許成軍時，窗口里的服務員阿姨笑著問：“同志，來點啥？今天有赤豆糊、麻餅，還有剛出鍋的糖糕。”

雖然囊中羞澀。

但是馬上能拿《秤星》的稿費，今兒大作家也奢侈一把。

他望著玻璃柜里的吃食，咽了口唾沫：“來一碗赤豆糊，兩個麻餅。”

“好嘞，”阿姨麻利地舀糊、夾餅，“赤豆糊八分，麻餅三分一個，共一毛四，糧票一兩。”

付了錢票，接過粗瓷碗時，手被燙得縮了縮。

赤豆糊熬得稠，碗邊結著層米油，甜津津的。

麻餅上的芝麻粒焦香，咬開后冰糖碎在嘴里化開，混著椒鹽的咸，是合肥老底子的味道。

他找了個靠墻的長凳坐下，旁邊有個穿襯衫的年輕人正啃著糖糕，說：“聽說年廣九的瓜子攤一天能賣兩百斤，比國營食品店還火。”

“那是人家敢干，”對面的大叔接話，“去年還被說成‘投機倒把’，今年就成‘個體模范’了，政策變得比翻書還快。”

春風呀。

就這么悄然的迎面撲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