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家坳的夜晚,通常被濃稠的黑暗和寂靜包裹,只有零星的犬吠和蟲鳴。但今晚,村頭那間用作會議室和倉庫的、較大的土坯房里,卻透出昏黃跳躍的煤油燈光,人聲嘈雜,打破了往常的寧靜。生產隊長姜鐵柱傍晚時挨家挨戶通知,晚飯后全體社員到隊部開會,批判“資本主義尾巴”。
徐瀚飛本不想去,他厭惡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,那只會加劇他的孤立感。但姜鐵柱特意走到他那破屋門口,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說:“徐瀚飛,你也得來。接受教育。” 語氣平淡,卻帶著一種無形的壓力。他知道,自己沒有拒絕的權利。
他磨蹭到人都差不多到齊了,才低著頭,悄無聲息地溜進會議室,找了個最靠門邊、燈光最暗的角落陰影里坐下,盡量縮小自己的存在感。屋里煙霧繚繞,劣質煙草和汗味混合的氣味刺鼻。男人們大多蹲在地上或靠在墻根,吧嗒吧嗒地抽著旱煙;女人們則擠在長條板凳上,納著鞋底或低聲交頭接耳;孩子們在人群縫隙里追逐打鬧。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混雜著無聊、好奇和一絲莫名亢奮的情緒。
會議開始了。姜鐵柱站在前面一張破舊的桌子后,煤油燈的光暈照著他黝黑而嚴肅的臉。他先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段《人民日報》上的社論,內容是關于警惕農村中滋長的“資本主義自發傾向”,割掉“資本主義尾巴”。他的方言口音很重,許多政治術語念得磕磕絆絆,但語氣卻異常嚴厲。
徐瀚飛垂著眼瞼,盯著自己腳下坑洼不平的泥地,心思早已飄遠。這些空洞的政治口號,他在省城時早已聽得耳朵起繭,甚至他的家庭就是被這些口號掀起的巨浪所吞噬。此刻,在這偏遠的山村再次聽到,只覺得一種時空錯置的荒誕和深深的疲憊。
姜鐵柱念完,開始聯系實際。他提高了嗓門,目光掃過人群:“咱們姜家坳,有沒有這種尾巴?我看是有的!有的人,心思就不在集體上!就想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,搞私撈!比如,后山的竹子,是集體的!有人偷偷砍了,編了筐,拿到集上去賣錢!這是不是資本主義尾巴?”
人群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。有人低聲附和,有人目光閃爍。被點到的、那個會編筐的老光棍姜老五,蹲在角落里,把頭埋得更低了,臉漲得通紅。
“還有!”姜鐵柱繼續發揮,“有的人,家里的母雞多下了幾個蛋,不交給供銷社,偷偷藏起來,或者跟鄰居以物易物!這是不是助長了私心?是不是尾巴?”
幾個婦女下意識地縮了縮脖子。農村日子清苦,誰家不想多個雞蛋給孩子補補身子或換點針頭線腦?這幾乎是公開的秘密。
批判漸漸升溫。在姜鐵柱的引導和幾個積極分子的帶頭下,開始有人站起來發言。言辭激烈,上綱上線,將偷砍一根竹子、私藏幾個雞蛋的行為,與“破壞集體經濟”、“挖社會主義墻角”聯系起來。發言者往往情緒激動,臉紅脖子粗,仿佛面對的是不共戴天的敵人。而大多數村民,則沉默著,臉上帶著茫然、畏懼或事不關己的麻木。
徐瀚飛冷眼旁觀著這一切。他看著那些激憤的面孔,聽著那些可笑又可怕的言論,胃里一陣翻涌。他想起父親書架上那些被抄家時撕毀的經濟學著作,里面清晰地論述過市場、價格、激勵機制……而在這里,最原始的商品交換、最微薄的一點改善生活的努力,卻被冠以如此可怕的罪名進行批判。這種巨大的認知落差,讓他感到一種智力上的優越感和更深沉的悲哀。
他甚至看到,那個前幾天給他送過一碗姜湯的鄰居李嬸,也怯生生地站起來,說了幾句批判姜老五“私心重”的話,說完后不安地搓著手坐下。徐瀚飛心里冷笑,她大概也是為了表明立場,劃清界限吧。那一點點微末的善意,在此刻集體狂熱的氛圍下,顯得如此脆弱和虛偽。
這場批判會,與他家族的命運休戚相關——正是類似卻規模宏大無數倍的“批判”和“斗爭”,將他從云端打落至此。他本該感同身受,甚至同病相憐。但奇怪的是,他感覺自己像一個局外人,一個坐在戲臺下的觀眾,看著臺上上演著一出荒誕不經、卻又真實得可怕的鬧劇。他與臺上的人物,與周圍的觀眾,隔著一層厚厚的、冰冷的毛玻璃。他能看到他們的表演,聽到他們的聲音,卻無法融入他們的情緒,也無法理解他們的邏輯。他們的憤怒、恐懼、狂熱,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情。
他感到一種徹骨的冰涼和疏離。這個地方,這些人,這種生活,離他熟悉的一切太遙遠了。他不屬于這里,永遠也不會屬于這里。這場批判會,非但沒有讓他受到“教育”,反而更加堅定了他的想法:必須離開,無論如何,一定要離開這個愚昧、壓抑、令人窒息的地方。
會議在群情激奮(至少表面上是)的口號聲中結束了。村民們打著哈欠,議論著散去,仿佛剛剛結束的只是一場與己無關的娛樂活動。徐瀚飛第一個站起身,默默地走出會議室,重新投入外面清冷的夜色中。身后的喧囂很快散去,村莊重歸寂靜。他抬頭望向漆黑的、綴滿寒星的天幕,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氣,仿佛要將胸腔里的濁氣全部排出。那場鬧劇結束了,但他內心的孤絕和與這個世界的隔膜,卻比夜色更加深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