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家坳的夜晚，通常被濃稠的黑暗和寂靜包裹，只有零星的犬吠和蟲鳴。但今晚，村頭那間用作會議室和倉庫的、較大的土坯房里，卻透出昏黃跳躍的煤油燈光，人聲嘈雜，打破了往常的寧靜。生產隊長姜鐵柱傍晚時挨家挨戶通知，晚飯后全體社員到隊部開會，批判“資本主義尾巴”。

徐瀚飛本不想去，他厭惡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，那只會加劇他的孤立感。但姜鐵柱特意走到他那破屋門口，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說：“徐瀚飛，你也得來。接受教育。” 語氣平淡，卻帶著一種無形的壓力。他知道，自己沒有拒絕的權利。

他磨蹭到人都差不多到齊了，才低著頭，悄無聲息地溜進會議室，找了個最靠門邊、燈光最暗的角落陰影里坐下，盡量縮小自己的存在感。屋里煙霧繚繞，劣質煙草和汗味混合的氣味刺鼻。男人們大多蹲在地上或靠在墻根，吧嗒吧嗒地抽著旱煙；女人們則擠在長條板凳上，納著鞋底或低聲交頭接耳；孩子們在人群縫隙里追逐打鬧。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混雜著無聊、好奇和一絲莫名亢奮的情緒。

會議開始了。姜鐵柱站在前面一張破舊的桌子后，煤油燈的光暈照著他黝黑而嚴肅的臉。他先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段《人民日報》上的社論，內容是關于警惕農村中滋長的“資本主義自發傾向”，割掉“資本主義尾巴”。他的方言口音很重，許多政治術語念得磕磕絆絆，但語氣卻異常嚴厲。

徐瀚飛垂著眼瞼，盯著自己腳下坑洼不平的泥地，心思早已飄遠。這些空洞的政治口號，他在省城時早已聽得耳朵起繭，甚至他的家庭就是被這些口號掀起的巨浪所吞噬。此刻，在這偏遠的山村再次聽到，只覺得一種時空錯置的荒誕和深深的疲憊。

姜鐵柱念完，開始聯系實際。他提高了嗓門，目光掃過人群：“咱們姜家坳，有沒有這種尾巴？我看是有的！有的人，心思就不在集體上！就想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，搞私撈！比如，后山的竹子，是集體的！有人偷偷砍了，編了筐，拿到集上去賣錢！這是不是資本主義尾巴？”

人群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。有人低聲附和，有人目光閃爍。被點到的、那個會編筐的老光棍姜老五，蹲在角落里，把頭埋得更低了，臉漲得通紅。

“還有！”姜鐵柱繼續發揮，“有的人，家里的母雞多下了幾個蛋，不交給供銷社，偷偷藏起來，或者跟鄰居以物易物！這是不是助長了私心？是不是尾巴？”

幾個婦女下意識地縮了縮脖子。農村日子清苦，誰家不想多個雞蛋給孩子補補身子或換點針頭線腦？這幾乎是公開的秘密。

批判漸漸升溫。在姜鐵柱的引導和幾個積極分子的帶頭下，開始有人站起來發言。言辭激烈，上綱上線，將偷砍一根竹子、私藏幾個雞蛋的行為，與“破壞集體經濟”、“挖社會主義墻角”聯系起來。發言者往往情緒激動，臉紅脖子粗，仿佛面對的是不共戴天的敵人。而大多數村民，則沉默著，臉上帶著茫然、畏懼或事不關己的麻木。

徐瀚飛冷眼旁觀著這一切。他看著那些激憤的面孔，聽著那些可笑又可怕的言論，胃里一陣翻涌。他想起父親書架上那些被抄家時撕毀的經濟學著作，里面清晰地論述過市場、價格、激勵機制……而在這里，最原始的商品交換、最微薄的一點改善生活的努力，卻被冠以如此可怕的罪名進行批判。這種巨大的認知落差，讓他感到一種智力上的優越感和更深沉的悲哀。

他甚至看到，那個前幾天給他送過一碗姜湯的鄰居李嬸，也怯生生地站起來，說了幾句批判姜老五“私心重”的話，說完后不安地搓著手坐下。徐瀚飛心里冷笑，她大概也是為了表明立場，劃清界限吧。那一點點微末的善意，在此刻集體狂熱的氛圍下，顯得如此脆弱和虛偽。

這場批判會，與他家族的命運休戚相關——正是類似卻規模宏大無數倍的“批判”和“斗爭”，將他從云端打落至此。他本該感同身受，甚至同病相憐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感覺自己像一個局外人，一個坐在戲臺下的觀眾，看著臺上上演著一出荒誕不經、卻又真實得可怕的鬧劇。他與臺上的人物，與周圍的觀眾，隔著一層厚厚的、冰冷的毛玻璃。他能看到他們的表演，聽到他們的聲音，卻無法融入他們的情緒，也無法理解他們的邏輯。他們的憤怒、恐懼、狂熱，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情。

他感到一種徹骨的冰涼和疏離。這個地方，這些人，這種生活，離他熟悉的一切太遙遠了。他不屬于這里，永遠也不會屬于這里。這場批判會，非但沒有讓他受到“教育”，反而更加堅定了他的想法：必須離開，無論如何，一定要離開這個愚昧、壓抑、令人窒息的地方。

會議在群情激奮（至少表面上是）的口號聲中結束了。村民們打著哈欠，議論著散去，仿佛剛剛結束的只是一場與己無關的娛樂活動。徐瀚飛第一個站起身，默默地走出會議室，重新投入外面清冷的夜色中。身后的喧囂很快散去，村莊重歸寂靜。他抬頭望向漆黑的、綴滿寒星的天幕，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氣，仿佛要將胸腔里的濁氣全部排出。那場鬧劇結束了，但他內心的孤絕和與這個世界的隔膜，卻比夜色更加深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