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10月16日清晨，高雄港的防波堤被太平洋的晨霧裹得嚴實。美國制造的“中興輪“像一頭疲憊的鋼鐵巨獸，在引水員的引導下緩緩駛入第三碼頭。林默涵站在甲板右舷，指尖無意識摩挲著風衣第二顆紐扣——那里藏著半截磨禿的火柴，是臨行前組織交給他的最后一件信物。

碼頭上飄來魚腥與煤煙混合的氣味，擴音器里播放著鄧麗君的《何日君再來》，甜膩的歌聲被海風撕成碎片。他看見穿卡其制服的憲兵正檢查每一個下船旅客的證件，槍托上的刺刀在霧中閃著冷光。三年前撤離上海時的火光突然竄進腦海，他猛地閉上眼睛，再睜開時，眼底已只剩符合“歸國華僑“身份的怯懦與茫然。

“先生，您的申報單。“海關官員的鋼筆在桌面敲出不耐煩的節奏。林默涵將填好的表格推過去，余光瞥見對方制服領口別著的青天白日徽章。申報單上“沈墨“兩個字是用正楷寫的，這是組織為他準備的新名字，筆畫間藏著只有自己才懂的密碼——三點水旁的最后一提向右傾斜三十度，墨字的“土“部寫成“士“。

“早稻田大學經濟學部？“官員推了推鼻梁上的玳瑁眼鏡，“昭和二十三年畢業？“

“是的，民國三十六年。“林默涵用日語回答，隨即意識到不妥，連忙切換成帶著閩南口音的國語，“畢業后在橫濱商社做過兩年事。“他注意到官員的鋼筆尖在“日本“二字上停頓了半秒，指甲縫里嵌著黑泥。

檢查臺后的風扇發出嗡嗡的噪音，將墻上“寧可錯殺三千，不可放過一個“的標語吹得微微顫動。林默涵感到后頸滲出冷汗，他故意讓左手拎著的皮箱重心不穩，牙膏管從洗漱包里滾出來，落在官員腳邊。

“哎呀！“他彎腰去撿，右手食指在牙膏尾部輕輕一旋。這個鋁制軟管的底部有圈極細的螺紋，里面藏著0.3毫米厚的微縮膠卷，是他在香港啟德機場用特制工具封裝的。此刻膠卷正貼著他的掌心，隔著兩層布料傳來冰涼的觸感。

官員用腳尖踢開牙膏管，目光掃過皮箱里的物品：幾件替換衣物、一本精裝的《國富論》、印有“橫濱商社“字樣的通訊錄。當翻到那疊泛黃的早稻田大學講義時，林默涵聽見自己的心跳聲蓋過了風扇的轟鳴。講義第37頁夾著他與“父親“的合影，照片上的老人其實是上海地下黨負責人，此刻應該已在前往延安的路上。

“啪嗒“一聲，官員合上皮箱，在申報單上蓋下印章。林默涵接過證件時，發現對方正盯著自己左手虎口——那里有一道三厘米長的疤痕，是1947年在蘇州河運送電臺時被特務的子彈擦傷的。組織曾建議用激光去除，但他堅持保留，“真實的人總要有些過去的痕跡“。

走出海關大廳，碼頭廣場上聚集著舉著紙牌接人的親友。林默涵在人群中搜索著“沈墨“的名字，卻看見個穿藏青對襟褂子的老人，正蹲在電線桿旁抽旱煙。老人面前擺著個竹籃，里面碼著整齊的楊桃，每個都用紅紙包著蒂部。

這是約定的暗號。林默涵放緩腳步，故意在水果攤前駐足。海風掀起老人的草帽，露出鬢角的一塊月牙形疤痕——與組織提供的資料完全吻合。他想起出發前看過的檔案照片，這個代號“老漁夫“的男人在1939年曾單槍匹馬從汪偽特務機關救出三名同志。

“楊桃怎么賣？“林默涵用閩南語問道，尾音微微上揚。這是暗號的上半句。

老人吐出一口煙圈，煙絲在青石板上燙出個小黑點：“三分錢一個，十文錢不賣。“下半句暗號準確無誤，十文錢正是民國時期的計價方式，暗示“只認舊識“。

竹籃底層鋪著潮濕的稻草，老人在給他裝楊桃時，右手無名指在他掌心快速敲擊三下。林默涵知道，這是提醒附近有監視。他接過紙包，感覺到里面除了楊桃，還有個硬殼筆記本形狀的東西。

“后生仔，剛從日本回來？“老人用袖口擦了擦額頭的汗，草帽遮住了大半張臉，“看你面生得很。“

“是啊，“林默涵將紙包抱在懷里，“想回福建祖籍看看，聽說這邊有船去廈門。“這是試探，也是接頭的第二重驗證。

老人突然劇烈咳嗽起來，咳得彎下腰。林默涵瞥見他咳出的痰里帶著血絲，心里一緊。但老人很快直起身，拍了拍他的胳膊：“廈門船要等下個月初三，去倉庫街'福順棧'問問吧，張老板是我表侄。“說完挑起竹籃，蹣跚著走向碼頭深處，背影在霧中縮成個小黑點。

倉庫街的石板路被昨夜的雨水泡得發脹，兩側的騎樓掛著褪色的商號旗幡。“福順棧“的木門虛掩著，門楣上的油漆剝落處露出“民國三十六年開業“的字樣。林默涵推開門，一股桐油味撲面而來，柜臺后坐著個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人，正在打算盤。

“張老板？“

男人抬起頭，鏡片后的眼睛閃過一絲銳利：“找哪位？“

“老漁夫的表侄。“林默涵將楊桃放在柜臺上，紅紙包裂開個小口，露出里面黑色的硬殼筆記本。

張老板突然把算盤一推，算珠噼里啪啦落回原位：“倉庫三號房有批新到的桐木，客人要不要看看？“他拉開柜臺下的暗格，取出一串黃銅鑰匙，“第三把是開倉庫的。“

倉庫里堆著半人高的木箱，空氣里漂浮著木屑。林默涵用第三把鑰匙打開最里面的鐵柜，里面沒有桐木，只有個牛皮紙信封。信封上用毛筆寫著“沈墨親啟“，字跡與申報單上如出一轍。

他拆開信封，里面是一疊文件：福建省晉江縣的戶籍證明、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證書、臺灣省警務處簽發的居住證。最底下是張折疊的地圖，用紅鉛筆圈出高雄市鹽埕區的一處地址，旁邊寫著“明晚八點，帶齊文件“。

當他翻開那本硬殼筆記本時，發現內頁已被挖空，里面躺著個油紙包。解開三層油紙，是六張身份照片和一枚刻著“沈墨“二字的牛角印章。照片上的自己穿著西裝，頭發梳得一絲不茍，與此刻風塵仆仆的模樣判若兩人。

倉庫外傳來三輪車的鈴鐺聲，林默涵迅速將文件塞進筆記本，連同牙膏管里的微縮膠卷一起放進皮箱夾層。他走到窗邊，看見兩個穿黑色中山裝的男人正盯著“福順棧“的招牌，其中一人的腰間鼓起一塊——是槍。

“客人，您的貨。“張老板突然出現在門口，手里捧著個樟木箱，“這是老漁夫托我轉交的，說是您父親的遺物。“

林默涵接過箱子，感覺到底部有暗格。他明白這是讓他轉移文件的信號，于是打開皮箱，將筆記本和信封放進樟木箱，再把幾件衣服蓋在上面。當他抬起頭，那兩個黑衣人已經走進了店鋪。

“我們是調查局的。“領頭的男人亮出證件，照片上的編號是731，“剛才有個紅黨嫌疑犯進了你們倉庫。“

張老板的臉色變得煞白：“長官說笑了，小本生意，哪敢藏紅黨？“他的手在柜臺下按了一下，林默涵聽見后屋傳來瓷器破碎的聲音——這是銷毀證據的暗號。

黑衣人搜查倉庫時，林默涵正抱著樟木箱站在門口，像個受驚的店員。他看見其中一人用匕首劃開稻草堆，另一人則用腳踢翻木箱，木屑紛飛中，他突然想起老漁夫咳出的血絲，心里像被什么東西揪緊了。

“這箱子里是什么？“匕首指向樟木箱。

“是...是客人寄存的古董。“張老板的聲音發顫。

林默涵打開箱蓋，露出里面的青花瓷瓶。這是他在香港時特意收購的清代康熙年間的民窯瓷器，此刻瓶身上的冰裂紋在倉庫昏暗的光線下，像一張布滿傷痕的臉。

黑衣人用匕首刮了刮瓶底，沒發現異常，又翻看了林默涵的居住證。當他們終于離開時，林默涵發現自己的襯衫已經濕透。張老板遞給他一杯熱茶，手指在茶杯邊緣敲出摩斯密碼：“明晚八點，鹽埕區，接頭人'木匠'。“

走出“福順棧“時，暮色已浸透了整條街。林默涵提著樟木箱，走在騎樓的陰影里。路燈亮起，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，與墻上“剿匪救國“的標語重疊在一起。他想起三年前在上海外灘，也是這樣的秋夜，妻子把這枚刻著“默“字的印章塞進他手里，說等革命勝利了，就用它給孩子起名字。

此刻印章正躺在樟木箱的暗格里，與微縮膠卷、身份文件一起，構成了“沈墨“這個全新的生命。他摸了摸風衣口袋里的牙膏管，膠卷應該還在。明天，他將以這個身份開始新的生活，像海燕一樣，在暴風雨中尋找屬于自己的航向。

碼頭的汽笛聲再次響起，比清晨時更加悠長。林默涵回頭望去，“福順棧“的燈光在夜色中搖曳，像大海中的一座孤島。他知道，從踏上高雄港的那一刻起，自己的生命就不再屬于個人，而是屬于那個看不見的組織，屬于那片被戰火撕裂的土地。

夜色漸濃，他將樟木箱抱得更緊了些，朝著鹽埕區的方向走去。明天，當第一縷陽光照進高雄港時，“沈墨“將正式開始他的潛伏生涯，而林默涵這個名字，將永遠沉睡在太平洋的波濤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