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快黑了，我站在那家茶樓門口。冷風從街角灌進來，吹得我舊夾克貼在身上，像一層冰。茶樓門面不大，卻透著股講究的勁兒，門口掛著紅燈籠，玻璃門上貼著“清心雅敘”四個字，字寫得工整，透著股不容打擾的體面。我低頭看了看自己沾了泥點的鞋，猶豫著要不要進去。我咬了咬牙，推開了門。

門鈴輕響，一股暖香撲面而來，是龍井的清香混著檀木的沉穩。我站在門口，像闖進別人家的乞丐。侍應生迎上來，笑容得體：“先生，有預約嗎？”我嗓子發干，擠出兩個字：“找……陳國棟。”她低頭看了看名單，點頭：“陳總在‘聽雨’包間，請隨我來。”我跟著她往里走，腳下是厚實的地毯，踩上去悄無聲息，仿佛整個世界都在刻意壓低聲音。走廊兩側掛著字畫，燈光昏黃，照得人影模糊。我忽然想起以前，他還是處長，我是他手下最拼命的干事。那時我們常在單位后巷的小攤上喝二鍋頭，他總說：“善子，你這人太實誠，將來要吃虧。”我笑他多慮，如今才知，實誠不是美德，是累贅。

“陳總，人到了。”侍應生輕聲通報。門開了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穿著深灰毛衣，外搭一件羊絨開衫，手里捧著一只白瓷杯，正低頭吹著茶。聽見聲音，他抬起頭，眼神有一瞬的怔愣，隨即笑了：“哎喲，是善子啊！快進來，外頭冷吧？”他站起身，伸出手。我握住，他的手溫熱、干燥，帶著保養得宜的柔軟。我喉嚨一緊，想說“陳哥，我……”可他已拉著我坐下，語氣輕快：“多少年沒見了，你這模樣，老了不少啊。”他笑，我也跟著笑，可那笑像掛在臉上的一張皮，僵硬得發痛。

茶桌是紫檀的，茶具是整套的青瓷。他親自給我斟茶，動作優雅，茶湯澄黃，熱氣裊裊上升。我捧著杯子，指尖卻冷得發抖。我想起那個雨夜。那年，單位賬目出問題，領導要找人頂罪。是他，在會上拍著桌子說：“這事兒我認了，李善還年輕，不能毀了前程。他因此被開除，我留了下來，后來調了崗。我一直以為，那是我一生背負的債，是刻在骨頭里的恩情。可現在，他笑著問我：“現在做什么營生？”語氣隨意得像在問天氣。

我低頭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：“工地……打零工。”他“哦”了一聲，點點頭，沒再追問。包間里安靜下來，只有茶壺咕嘟的輕響。窗外，天徹底黑了，霓虹燈亮起，映在玻璃上，像一片虛幻的星河。我想開口，想說出我的難處。可他搶先開了口。他語氣忽然變得溫和而疏離：“善子，這些年，不容易吧？”我猛地抬頭，眼里發熱，以為他終于要提起當年。可他繼續說：“這年頭，誰不難呢？我這茶樓，也快撐不下去了，房租漲得太狠。”他嘆了口氣，眼神飄向窗外，像在看一場與己無關的戲。

我的心一點點沉下去。原來，他不是忘了，他是不想提。那場頂罪，在他眼里，早已不是恩情，而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往，是他如今體面人生里不愿觸碰的污點。我張了張嘴，想說“陳哥，當年若不是你……”可他忽然笑了，從西褲口袋掏出一個深棕色的皮夾，動作自然得像要付賬。他翻開，抽出里面所有的百元鈔票，一疊，約莫二十張，塞到我手里。“兄弟，”他聲音輕快，帶著一種刻意的親昵，“我就這點現金，你先應應急。”他的手在我手上拍了兩下，像在安撫一個走投無路的乞丐，“別客氣，都是老同事，互相幫襯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手像被烙鐵燙過。那疊鈔票嶄新、挺括，散發著油墨和皮革混合的氣息。它們躺在我的掌心，輕飄飄的，卻又重得能壓碎我的脊梁。兩千元。這就是我半生的恩情？這就是他替我坐牢、被開除、斷送前程換來的價碼？一疊百元鈔票，像一場交易的尾款，一筆結清，兩不相欠。我盯著那疊錢，指尖發麻，仿佛能看見它們背后浮現出那個雨夜的審訊室，他被帶走時回頭對我喊：“善子，好好干！”——那聲音，那眼神，那用前途換來的囑托，如今竟被簡化成這疊薄薄的紙。

“陳哥……”我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，像風中殘燭，“當年……”他立刻打斷我，笑容依舊，卻多了幾分警告的意味：“都過去了，提它干什么？人要向前看。”他端起茶杯，輕輕吹了口氣，“你現在有困難，我能幫的，就這點心意。別想太多。”他語氣平和，卻像一堵墻，把我所有的話都堵了回去。我忽然明白了。在他眼里，我已經不是當年那個需要他庇護的“善子”，而是一個可能威脅到他現有生活的麻煩。他給錢，不是出于情義，而是為了買斷。買斷我的回憶，買斷我的感激，買斷我可能開口的任何要求。

我慢慢合上手掌，那疊錢被緊緊攥住，邊緣割著手心。我低下頭，不敢看他。包間里的檀香忽然變得刺鼻，熏得我頭暈。我想起母親躺在病床上，枯瘦的手抓著我的衣角：“善子，別欠人情……”可現在，情義被明碼標價，兩千元，一樁干凈利落的買賣。我多想把錢摔在他臉上，質問他：“陳國棟，你忘了你自己嗎？”可我不能。我的尊嚴在這一疊鈔票前，碎成了渣。

“謝……謝謝陳哥。”我聽見自己說，聲音陌生得像從別人嘴里發出。我站起身，動作僵硬得像提線木偶。“我……我得走了。”他點點頭，沒起身，只抬了抬手：“慢走，外面風大，注意保暖。”我拉開門，冷風猛地灌進來。身后，他輕輕哼起一段不知名的戲曲，茶香、暖意、檀香，連同那個曾為我頂罪的男人，都被關在了那扇厚重的門后。

我站在街頭，路燈昏黃。手里攥著那疊兩千元，像攥著一塊燒紅的鐵。寒風刺骨，可我感覺不到冷。我的血是冷的，心是冷的，連呼吸都帶著冰碴。路過一家便利店，櫥窗里擺著一盒鈣片，標簽上寫著“中老年專用”。我停住腳，盯著那盒子，突然想沖進去買下來。可我摸了摸口袋，只有這疊“應急”的錢。我慢慢蹲下來，把頭埋進膝蓋。眼淚無聲地流下來，不是因為委屈，而是因為一種徹骨的冰冷——我終于明白，有些恩情，不是用來還的，是用來被遺忘的。那個為我扛下一切的男人，早已在歲月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凈凈，只留下一個體面的茶樓老板，和一疊可以打發掉過去的百元鈔票。

我回到家，妻子睡了。我輕輕坐下，從懷里掏出那疊錢，放在床頭柜上。燈光下，那紅色顯得格外刺眼，像凝固的血。

我盯著它，想起十幾年前。他被帶走那天，我跪在局長辦公室門口，哭著求領導放過他。沒人理我。我沖到警車前，想拉開車門，被保安架開。他隔著車窗對我喊：“善子！別管我！好好活著！”那聲音，像刀子刻在我心上。我活下來了，可活得像個影子。我總想著，等我有能力，一定要報答他。可現在，他親手把這份恩情，貶低成了一場交易。兩千元，連他茶樓里一壺好茶都買不到。

我掏出手機，翻到通訊錄最上面，存著“陳國棟”。手指懸在撥號鍵上，顫抖得厲害。我想打過去，問問他：“陳哥，那年雨夜，你后悔嗎？”可我知道，他不會接。或者，他會接，然后用那種溫和而疏離的語氣說：“善子，別想那些了，都過去了。”過去？怎么能過去？那不是過去，那是我活著的根基！我猛地砸下手機，屏幕碎裂，蛛網般的裂痕蔓延開來，像我的心。

第二天，我去醫院繳費。窗口排著長隊，我前面是個農民工，穿著沾滿水泥的工服，手里攥著一疊零錢，正小心翼翼地數著。他額頭有道疤，像道陳年的舊傷。我忽然覺得可笑。我和他，有什么區別？我們都在為兩千元掙扎，都在為親人的病痛低頭。他數完錢，遞進窗口，工作人員皺眉：“太亂了，重新數！”他漲紅了臉，手抖得更厲害。我看著，心像被攥緊。曾幾何時，我也以為自己能體面地活著，以為情義能換來尊重。可現在，我和他一樣，都是這城市里被碾過的塵埃。

我拿出那兩千元，一張張攤開。嶄新的鈔票，連折痕都沒有。我忽然想，他給的，或許不是錢，而是一面鏡子。一面照出我狼狽、照出我卑微、照出我所有努力都化為泡影的鏡子。他不是在幫我，是在提醒我：你已經跌到塵埃里了，別妄想用舊情往上爬。

晚上，妻子醒來，看見那疊錢，眼睛亮了：“這么多？哪來的？”我沉默了很久，才說：“找……以前的領導，借的。”她靠在我肩上，輕聲說：“善子，辛苦你了。”我喉嚨發緊，說不出話。她不知道，這錢是用我的尊嚴換來的。我多想告訴她真相，可我不能。我不能讓她知道，她的丈夫，曾被人用兩千元打發掉半生的恩情。

“以后……還會找他嗎？”她問。我搖搖頭，聲音冷得像冰：“不會了。這錢，是最后一次。”我看著窗外的月光，心想，有些關系，就像這地下室的霉斑，一旦生出來，就再也擦不掉了。它會慢慢擴散，吞噬掉你對人性最后一點溫熱的期待。

幾天后，我去還工錢。路過那家茶樓，我停住了。透過玻璃，看見他坐在“聽雨”包間里，正和兩個西裝革履的人談笑風生。他舉杯，笑容滿面，像在慶祝什么喜事。我站在街角的陰影里，像一個被世界遺忘的鬼魂。我慢慢從口袋里掏出那張和他唯一的合影——某某年單位春游，他摟著我的肩，笑得燦爛。我盯著照片上他的眼睛，那里曾有光，有擔當，有為兄弟兩肋插刀的義氣。現在，那光滅了。

我掏出打火機，火苗跳躍。照片的邊緣開始卷曲、焦黑。我沒有看，只是輕輕松開手。紙片在夜風中飄落，像一片枯葉，最終被路燈下的積水吞沒，只剩下一圈淡淡的漣漪。

我轉身離開。身后，茶樓的燈籠依舊亮著，映照出“清心雅敘”四個字。可我知道，有些心，早已不清；有些敘，早已不是情。兩千元買斷的，不只是恩情，還有我曾相信過的，那個有情有義的世界。我的腳步很輕，卻踏在一片冰原上，每一步，都聽見尊嚴碎裂的聲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