魔都的春風剛染綠護城河畔的柳枝，蔣銳元便一陣風似的闖進李宇軒的院落，手里揚著一封電報：“景行，快收拾行裝！”

李宇軒正蹲在石榴樹下擦拭步槍零件，聞聲抬頭：少東家，什么事啊？這么急。

孫先生來信了！蔣銳元滿面紅光，將電報塞進他手中，“召我去羊城，說給謀了個差事，能帶兵！”

電報紙上的墨跡雖潦草，字里行間卻透著振奮人心的力量。李宇軒捏著這薄紙片，心頭也跟著發熱——羊城畢竟是革命中心，總強過在魔都這個多方勢力的地方埋頭造槍。

“我這就去準備。”他利落地收好槍械零件，轉身進屋。行李簡單，幾件換洗衣衫，一本翻得起毛的《戰術學》，還有那把從德國帶回的軍用匕首，不多時便打成了包袱。

三日后，客輪駛抵羊城碼頭。濕熱空氣裹挾著木棉香氣撲面而來，碼頭上盡是短褂挑夫、斗笠漁人，還有肩挎步槍的兵士，粵語吆喝聲此起彼伏，與北方的粗獷氣象迥然不同。

蔣銳元領著李宇軒直奔軍政府駐地。孫先生外出未歸，接待他們的是位姓陳的粵軍將領，操著生硬的官話告知，孫先生已安排蔣銳元任粵軍第二支隊參謀長。

走出軍政府大門，李宇軒忍不住低問：“少東家，這便是孫先生安排的差事？”所謂“第二支隊”名頭雖響，實則不過兩個營的兵力，武器盡是老舊漢陽造，士兵多是本地農戶，連隊列都走不齊整。

蔣銳元卻意氣風發：“有個名分便是好的，慢慢經營總能成事。”他轉身要向哨兵打聽營房所在，對方連說帶比劃的一串粵語，卻讓他愣在當場。

李宇軒暗自搖頭：這粵語如同鳥鳴，校長如何聽得明白？往后不僅要料理軍務，怕還得兼做通譯了。

此后數月，成了李宇軒最為頭疼的時光。蔣銳元欲按北洋軍規整訓部隊，粵軍軍官卻陽奉陰違——這些人多是陳炯明親信，對這個“外省來的參謀長”頗多輕視，操練時敷衍了事，領軍餉時反倒爭先恐后。

這日黃昏，蔣銳元憋著滿腹火氣回到住處，將軍帽重重摔在桌上：“娘希匹，這些人個個陽奉陰違！景行，你說這參謀長當得可還憋屈？”

原來他上午去查崗，營連長推說士兵“回家插秧”，下午想修繕庫房舊槍，軍械官又稱“零件早被調走”，處處碰壁。

李宇軒正擦拭槍械，聞言輕嘆：“粵軍排外之風有點恐怖啊。”不過想想陳炯明在軍中經營多年，盤根錯節，蔣銳元這般外來無根之萍，“想要掌控實是癡人說夢。”

望著窗外沉沉落日，他心頭愈發煩悶：光陰何以如此緩慢？來廣州半年有余，部隊未整訓妥當，與粵軍關系未得改善，連孫先生也忙于周旋各方勢力，無暇他顧。

“如今要錢無錢，要兵還是上海帶來的幾十個老兄弟。”李宇軒越想越覺憋悶，“校長終日郁郁，這般境況，倒不如當初留在外洋。”至少在德國有熟悉軍營，還有學長和老師，外加一個后世魅魔。在美利堅有羅斯福這種未來總統，強過在此受氣。

然這念頭不過轉瞬即逝。真讓他離去，終究放不下蔣銳元，放不下隨行弟兄，更放不下心中那份“讓國家變好”的念想。

困頓歲月就這般煎熬著。蔣銳元漸失初來時的心氣，終日閉門讀書，偶與幾個同樣失意的革命黨人飲酒，歸來便對著地圖出神。李宇軒則將心力傾注在那幾十個魔都帶來的老兄弟身上，帶著他們暗中操練、修繕軍械，好歹保住些許根基。

期間他們回了趟溪口。李宇軒的兒子已四歲有余，虎頭虎腦見他就喊“爹爹”，還舉著木槍比劃，說要“打壞蛋”。望著孩童澄澈眼眸，李宇軒心中郁結稍散——無論眼下多難，總要為后人掙個像樣的明天。

蔣銳元在溪口盤桓三日，臨行前將王夫人給的體己錢盡數取出，囑李宇軒轉交兵工廠：“多造些炮彈，總有派上用場之時。”

回到羊城，境況依舊。直至1919年暮春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，才讓這潭死水泛起微瀾。

那日李宇軒正在營房檢修迫擊炮，忽聞街市人聲鼎沸。出門但見萬千學子高舉“還我青島”、“廢除二十一條”的標語，呼喝著向沙面租界涌去，連粵軍中些年輕兵士都扒著墻頭張望，眼中閃著異樣光芒。

“這是鬧的哪出？”蔣銳元不知何時已立在身側，眉峰緊蹙。

消息很快傳來——巴黎和會上，華夏雖為戰勝國，卻要被列強逼著將齊魯權益轉交日本。燕京學生率先罷課，滬上、羊城的學子工人相繼響應。

“好！”蔣銳元猛拍大腿，眼中重燃火光，“早該如此！我們在軍營里憋悶至死，不若看看這些年輕人的血性！”

他轉身便奔向軍政府，說要面見孫先生，“不能讓學生白白受苦”。

李宇軒望著街上洶涌人潮，聽著那些稚嫩卻堅定的呼喊，心頭驀然震動。想起在湖南第一師范教過的學生，想起濰縣兵工廠里揮汗如雨的工人，忽然明白自己先前眼界太過狹隘——改變中國的，從來不止槍桿子，還有這些深植民間的、不屈的力量。

1919年的風，帶著別樣氣息吹拂羊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