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縷慘白的晨光，如同吝嗇的施舍，艱難地穿透糊著舊報紙的窗戶，將屋內的昏暗切割成模糊的光斑。寒氣比深夜更重，凝結在墻壁上，形成一層薄薄的白霜。張建設維持著那個僵坐的姿勢，仿佛在板凳上生根了一整夜，直到這光線將他眼底最后一點猶豫也徹底蒸發。

他緩緩站起身，骨骼發出艱澀的“咯吱”聲，像一臺即將散架的老舊機器開始了最后的運轉。他沒有開燈，就在這半明半暗的晨光里，開始動作。

他從墻角拎出那個印著“北春市第一機械廠”、邊緣已經磨損發毛的舊帆布工具包。動作很輕，帶著一種刻意的小心翼翼，仿佛怕驚醒什么，又仿佛這包里即將裝下的，是某種見不得光的穢物。他往里面塞了幾件最破舊、幾乎看不出原本顏色的換洗衣物——這些衣服，即使丟了，或者沾染上什么不干凈的東西，也不可惜。

窸窸窣窣的聲響，還是驚動了淺眠的李桂蘭。

她艱難地睜開沉重的眼皮，那雙曾經明亮、如今只剩下渾濁與驚懼的眼睛，在昏暗中尋找著丈夫的身影。當她看到張建設正在收拾行囊時，整個身體猛地繃緊了，喉嚨里發出急促的、“嗬嗬”的抽氣聲，象是被無形的手扼住了咽喉。她掙扎著想坐起來，枯瘦的手死死抓住床沿，指節泛白。

張建設聽到動靜，動作頓了一下，卻沒有立刻回頭。他深吸了一口冰冷而污濁的空氣，強迫自己轉過身，臉上努力擠出一個極其僵硬、甚至有些扭曲的，試圖安撫的笑容。那笑容比哭更難看。

他走到床邊，俯下身，用盡可能“平靜”的、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顫抖的聲音說道：

“桂蘭，沒事……別怕。”他避開妻子那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目光，盯著她被子上一塊洗得發白的補丁，“接到個……長途活兒。去南邊，拉點貨。來回……得十來天。”

他頓了頓，感覺自己的舌頭像打了結，每一個字都說得異常艱難，卻又不得不繼續編織這個漏洞百出的謊言：

“對方……給的錢多。跑完這一趟，能……能緩一大口氣。”

李桂蘭死死地盯著他，嘴唇劇烈地顫抖著，那雙深陷的眼睛里，恐懼如同沸騰的水，幾乎要滿溢出來。她拼命地搖頭，喉嚨里擠出更加破碎、更加焦急的音節，一只手死死抓住張建設的胳膊，指甲幾乎要掐進他的肉里。她想說“不要去”，想說“危險”，想說“你撒謊”！可她說不出來！只能通過那幾乎要捏碎他骨頭的力道和眼中洶涌的淚水，來表達她那撕心裂肺的阻止與哀求。

張建設不敢看她的眼睛，他怕自己再多看一眼，那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、走向深淵的勇氣就會瞬間崩潰。他用力掰開妻子冰冷而顫抖的手指，動作近乎粗暴，仿佛在掙脫一道將他拉回人間的枷鎖。

“真的……就是跑趟車。”他重復著，聲音干澀得象是砂紙在摩擦，“等我回來……等我回來就好了……”

這話與其說是安慰妻子，不如說是在麻痹自己。他猛地直起身，逃也似的避開了妻子那絕望的凝視，轉身繼續去收拾那個空蕩蕩的、卻仿佛重逾千斤的行囊。

清晨的謊言，如同這屋子里彌漫的寒氣，冰冷而黏稠地包裹著這對夫妻。一個用盡最后力氣編織，一個用盡最后力氣拆穿，卻都無能為力。這謊言，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也是張建設踏上那條不歸路前，為自己披上的、唯一一件能夠暫時隔絕良知的、自欺欺人的外衣。

晨光又亮了些，冰冷地鋪陳在屋內每一處不堪的細節上——墻上的污痕，地上的裂縫，空氣中漂浮的塵埃和藥味。張建設背對著床上依舊在無聲流淚、用目光死死抓著他的妻子，動作僵硬地走到那個黑黢黢的米缸前。

他蹲下身，伸手進去，不是掏米，而是摸索到缸底最深處，那個用厚實洗衣粉塑料袋層層包裹的、藏著他這一個月開夜班出租車攢下的所有“保命錢”的地方。塑料袋被米粒摩擦得沙沙作響，在這死寂的清晨格外刺耳。

他把它掏出來，沒有立刻打開，而是緊緊攥在手里，仿佛攥著一塊冰，又象是攥著一團火。那里面是他熬了無數個通宵，忍受了無數白眼和刁難，一點一滴積攢下來的血汗錢，是他原本打算用來應對龍哥、延緩房子被奪的微薄希望。

現在，他要走了，走上一條吉兇未卜、甚至可能是一條絕路。他必須給她們留下點什么。

他蹲在冰冷的米缸旁，小心翼翼地剝開層層塑料袋，露出里面那疊皺巴巴、散發著汗味和煙草氣息的紙幣。最大面額是十元，更多的是五元、兩元，甚至還有不少一毛兩毛的毛票，厚厚的一疊，訴說著掙來的不易。

他伸出那雙布滿老繭和裂口的手指，開始數。動作很慢，很專注，仿佛在進行一個極其重要的儀式。一張，兩張，三張……他的手指因為寒冷和內心的掙扎而微微顫抖。

最終，他將那疊錢分成了兩部分。一大部分，他重新用塑料袋仔細包好，動作輕柔得象是怕驚擾了里面的錢。然后，他站起身，走到床邊。

李桂蘭依舊死死地盯著他，眼神里的恐懼幾乎化為了實質的刀刃。

張建設避開了她的目光，俯下身，將那個裝著家里幾乎所有積蓄的塑料袋，動作極其輕柔地、塞進了妻子枕頭底下，那個她之前藏女兒買的人參蜂王漿的地方。他甚至還用手在外面按了按，確保它被枕頭完全覆蓋，不會輕易被人發現。

“錢……放在這兒了。”他低聲說，聲音干澀，“桂蘭，你……收好。”

做完這一切，他看著手里剩下的那極少的一部分——僅僅夠買一張最便宜的長途車票和勉強支撐幾天最簡陋吃食的數目。他把這幾張零票，胡亂塞進了自己外套的內側口袋，緊貼著胸口，那單薄的觸感讓他感到一陣寒意。

他再次走到那個舊五斗柜前，從抽屜里翻找出半張不知從哪里撕下來的、邊緣粗糙的廢紙，還有一支快沒水的圓珠筆。他靠著柜子，彎下腰，就著昏暗的光線，開始寫信。筆尖在紙上劃動，發出沙沙的、斷續的聲音，象是垂死之人的最后喘息。

信很短，只有寥寥幾行字。字跡歪歪扭扭，卻帶著一種孤注一擲的沉重：

“桂蘭：”

“照顧好自己和女兒。”

（墨水在這里停頓了一下，洇開一個小點）

“等我回來。”沒有解釋，沒有承諾，只有這最后四個字，象是一個虛無的錨點，試圖拴住這即將傾覆的家庭，也試圖給他自己一個必須“回來”的理由。

他把信紙折了兩折，走回床邊，將它壓在了那個藏錢的枕頭下面，只露出一個小小的角。

他不敢再看妻子的眼睛，不敢去解讀那里面是絕望、是憤怒、還是徹底的崩潰。他猛地轉過身，拎起那個輕飄飄的、只裝著幾件破衣服的帆布包，象是逃離瘟疫現場一樣，腳步踉蹌卻又異常決絕地，沖出了這個家。

門在他身后“哐當”一聲關上，震落了門框上一些陳年的灰塵。

屋內，只剩下李桂蘭一個人，和她枕頭下那疊沉甸甸的、沾著丈夫體溫與絕望氣味的錢，以及那張薄薄的、寫著“等我回來”的、如同讖語般的紙條。那筆錢，是他能留給她的全部；而那四個字，是她不敢深思、卻又不得不抓住的，唯一的、飄搖的指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