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縷慘白的晨光,如同吝嗇的施舍,艱難地穿透糊著舊報紙的窗戶,將屋內的昏暗切割成模糊的光斑。寒氣比深夜更重,凝結在墻壁上,形成一層薄薄的白霜。張建設維持著那個僵坐的姿勢,仿佛在板凳上生根了一整夜,直到這光線將他眼底最后一點猶豫也徹底蒸發。
他緩緩站起身,骨骼發出艱澀的“咯吱”聲,像一臺即將散架的老舊機器開始了最后的運轉。他沒有開燈,就在這半明半暗的晨光里,開始動作。
他從墻角拎出那個印著“北春市第一機械廠”、邊緣已經磨損發毛的舊帆布工具包。動作很輕,帶著一種刻意的小心翼翼,仿佛怕驚醒什么,又仿佛這包里即將裝下的,是某種見不得光的穢物。他往里面塞了幾件最破舊、幾乎看不出原本顏色的換洗衣物——這些衣服,即使丟了,或者沾染上什么不干凈的東西,也不可惜。
窸窸窣窣的聲響,還是驚動了淺眠的李桂蘭。
她艱難地睜開沉重的眼皮,那雙曾經明亮、如今只剩下渾濁與驚懼的眼睛,在昏暗中尋找著丈夫的身影。當她看到張建設正在收拾行囊時,整個身體猛地繃緊了,喉嚨里發出急促的、“嗬嗬”的抽氣聲,象是被無形的手扼住了咽喉。她掙扎著想坐起來,枯瘦的手死死抓住床沿,指節泛白。
張建設聽到動靜,動作頓了一下,卻沒有立刻回頭。他深吸了一口冰冷而污濁的空氣,強迫自己轉過身,臉上努力擠出一個極其僵硬、甚至有些扭曲的,試圖安撫的笑容。那笑容比哭更難看。
他走到床邊,俯下身,用盡可能“平靜”的、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顫抖的聲音說道:
“桂蘭,沒事……別怕。”他避開妻子那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目光,盯著她被子上一塊洗得發白的補丁,“接到個……長途活兒。去南邊,拉點貨。來回……得十來天。”
他頓了頓,感覺自己的舌頭像打了結,每一個字都說得異常艱難,卻又不得不繼續編織這個漏洞百出的謊言:
“對方……給的錢多。跑完這一趟,能……能緩一大口氣。”
李桂蘭死死地盯著他,嘴唇劇烈地顫抖著,那雙深陷的眼睛里,恐懼如同沸騰的水,幾乎要滿溢出來。她拼命地搖頭,喉嚨里擠出更加破碎、更加焦急的音節,一只手死死抓住張建設的胳膊,指甲幾乎要掐進他的肉里。她想說“不要去”,想說“危險”,想說“你撒謊”!可她說不出來!只能通過那幾乎要捏碎他骨頭的力道和眼中洶涌的淚水,來表達她那撕心裂肺的阻止與哀求。
張建設不敢看她的眼睛,他怕自己再多看一眼,那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、走向深淵的勇氣就會瞬間崩潰。他用力掰開妻子冰冷而顫抖的手指,動作近乎粗暴,仿佛在掙脫一道將他拉回人間的枷鎖。
“真的……就是跑趟車。”他重復著,聲音干澀得象是砂紙在摩擦,“等我回來……等我回來就好了……”
這話與其說是安慰妻子,不如說是在麻痹自己。他猛地直起身,逃也似的避開了妻子那絕望的凝視,轉身繼續去收拾那個空蕩蕩的、卻仿佛重逾千斤的行囊。
清晨的謊言,如同這屋子里彌漫的寒氣,冰冷而黏稠地包裹著這對夫妻。一個用盡最后力氣編織,一個用盡最后力氣拆穿,卻都無能為力。這謊言,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,也是張建設踏上那條不歸路前,為自己披上的、唯一一件能夠暫時隔絕良知的、自欺欺人的外衣。
晨光又亮了些,冰冷地鋪陳在屋內每一處不堪的細節上——墻上的污痕,地上的裂縫,空氣中漂浮的塵埃和藥味。張建設背對著床上依舊在無聲流淚、用目光死死抓著他的妻子,動作僵硬地走到那個黑黢黢的米缸前。
他蹲下身,伸手進去,不是掏米,而是摸索到缸底最深處,那個用厚實洗衣粉塑料袋層層包裹的、藏著他這一個月開夜班出租車攢下的所有“保命錢”的地方。塑料袋被米粒摩擦得沙沙作響,在這死寂的清晨格外刺耳。
他把它掏出來,沒有立刻打開,而是緊緊攥在手里,仿佛攥著一塊冰,又象是攥著一團火。那里面是他熬了無數個通宵,忍受了無數白眼和刁難,一點一滴積攢下來的血汗錢,是他原本打算用來應對龍哥、延緩房子被奪的微薄希望。
現在,他要走了,走上一條吉兇未卜、甚至可能是一條絕路。他必須給她們留下點什么。
他蹲在冰冷的米缸旁,小心翼翼地剝開層層塑料袋,露出里面那疊皺巴巴、散發著汗味和煙草氣息的紙幣。最大面額是十元,更多的是五元、兩元,甚至還有不少一毛兩毛的毛票,厚厚的一疊,訴說著掙來的不易。
他伸出那雙布滿老繭和裂口的手指,開始數。動作很慢,很專注,仿佛在進行一個極其重要的儀式。一張,兩張,三張……他的手指因為寒冷和內心的掙扎而微微顫抖。
最終,他將那疊錢分成了兩部分。一大部分,他重新用塑料袋仔細包好,動作輕柔得象是怕驚擾了里面的錢。然后,他站起身,走到床邊。
李桂蘭依舊死死地盯著他,眼神里的恐懼幾乎化為了實質的刀刃。
張建設避開了她的目光,俯下身,將那個裝著家里幾乎所有積蓄的塑料袋,動作極其輕柔地、塞進了妻子枕頭底下,那個她之前藏女兒買的人參蜂王漿的地方。他甚至還用手在外面按了按,確保它被枕頭完全覆蓋,不會輕易被人發現。
“錢……放在這兒了。”他低聲說,聲音干澀,“桂蘭,你……收好。”
做完這一切,他看著手里剩下的那極少的一部分——僅僅夠買一張最便宜的長途車票和勉強支撐幾天最簡陋吃食的數目。他把這幾張零票,胡亂塞進了自己外套的內側口袋,緊貼著胸口,那單薄的觸感讓他感到一陣寒意。
他再次走到那個舊五斗柜前,從抽屜里翻找出半張不知從哪里撕下來的、邊緣粗糙的廢紙,還有一支快沒水的圓珠筆。他靠著柜子,彎下腰,就著昏暗的光線,開始寫信。筆尖在紙上劃動,發出沙沙的、斷續的聲音,象是垂死之人的最后喘息。
信很短,只有寥寥幾行字。字跡歪歪扭扭,卻帶著一種孤注一擲的沉重:
“桂蘭:”
“照顧好自己和女兒。”
(墨水在這里停頓了一下,洇開一個小點)
“等我回來。”沒有解釋,沒有承諾,只有這最后四個字,象是一個虛無的錨點,試圖拴住這即將傾覆的家庭,也試圖給他自己一個必須“回來”的理由。
他把信紙折了兩折,走回床邊,將它壓在了那個藏錢的枕頭下面,只露出一個小小的角。
他不敢再看妻子的眼睛,不敢去解讀那里面是絕望、是憤怒、還是徹底的崩潰。他猛地轉過身,拎起那個輕飄飄的、只裝著幾件破衣服的帆布包,象是逃離瘟疫現場一樣,腳步踉蹌卻又異常決絕地,沖出了這個家。
門在他身后“哐當”一聲關上,震落了門框上一些陳年的灰塵。
屋內,只剩下李桂蘭一個人,和她枕頭下那疊沉甸甸的、沾著丈夫體溫與絕望氣味的錢,以及那張薄薄的、寫著“等我回來”的、如同讖語般的紙條。那筆錢,是他能留給她的全部;而那四個字,是她不敢深思、卻又不得不抓住的,唯一的、飄搖的指望。